总之，如果我们当前在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积极收敛流动性的同时，有所区别对待地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
因为制定国发[1998]23号文件的初衷的确不是为人民，而是为政府，中央政府想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找到了住房商品化这一途径，而能从住房商品化中得到好处的权力部门，就此掐到了中央政府的软肋。英国美国都不敢轻慢住房问题。
1953年，换成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刚即任就制定《住宅建设法》，推行重建城市计划。他们一直在承受英国人倒卖土地以后造成的高地价高房价的痛楚和住房逼仄的窘迫。但注定在中国实行不了。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这是在谈住房供应政策吗？当然是。但中国城市居民没有这样的自由——他们不可能选择自己需要的房子。
90%以上的居民住进了新建的居民楼，人均居住面积达21平方米以上。不用奇怪，这是必然要发生的。至于舆论的评价，哪儿都一样，有褒有贬，尤其是在中国目前政府和企业间关系还比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所以，企业必须将精力转向怎么做好产品，怎么使客户满意上。因为他面对的客户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兴趣、口味都不同，那么，怎么去把握未来就变得非常重要。但要看到，我们取得的进步已经很大。但随着时间发展，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到现在，和政府搞好关系未必就一定能成功，很多时候恰恰相反。
所以在跟企业家交流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他在想什么，他在关心着什么，他需要什么。相反有一些能够很廉价地拿到土地的人，从来都不太注意怎么去使客户满意，在短期内他可能会大赚一笔，但最后还是会在竞争中消亡。
在过去，很多中国企业的经历都与环境息息相关。消费者认可你，买你的东西，你才能发财，企业才能成长。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企业家 。当然，如果社会的体制和法律比较健全、比较完善，那么企业要成功、企业家要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别人创造价值。
关于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应该放在哪里，我很早就写过文章，都写了十年，说的总是这些东西。不同的人，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的。那么，怎么使房价比别人高，而且还要让买的人认为物有所值？所以它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设计上，使买房人满意。因为企业家不是发挥简单的调配作用，而是要帮助建立市场的秩序，简单地说，就是使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客户与生产者之间都变得更加信任。
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管理思想也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才得以形成，其中必有人类共性的东西。现在几百万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或者号称企业家，但他们的素质是千差万别的。
如果仅仅是政府满意，客户不满意，企业是无法活下去的。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场合，问题可能完全不一样。
企业的领导者，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消费口味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做这个生意能赚钱，做那个生意也能赚钱，有些人就经受不住这种短期的诱惑，赚了大钱却忘了长远目标，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火一阵子就没有了。当然无论你的批评也好，你的建议也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这个社会进步。而大量的企业都是在国内做得很好，但缺少这种国际参与的实力。但柳传志他就把握住了方向：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电脑的，是一个高科技行业，始终别忘了，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当我们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怀疑它，当我们放一个贷款的时候我们对它充满了信心，这是我们企业家要做的事情。
或者说他们管人的思想中，好多东西在我看来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这里并不是说哪个对哪个不对，而只是为了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环境和人的互动过程。
而要成为最有思想力的企业家，这种脆弱性是他首先要看到并克服的。他们的思想有的体现在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判断，有的则很清楚地体现在对某一行业走势的判断，也有的体现在他们内在的很高的人文素养、管理智慧，以及对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的把握上，比如中国企业怎么在西方企业主导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等等。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些人谈起来头头是道，但企业可能做得并不是很好。另外一些诱惑，可能比这个后果还要更严重：一个企业本身是要创造价值的，但是也有企业被诱惑着去分配别人的价值，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寻租，它会使企业家的精力和时间发生偏离。
比如说我所接触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的一些理事会成员，有相当一批都很有思想。因为长期生活在温室的人，对突然变化的环境，总是难以在短期内很快适应。但是他们在管事方面，则更多地学习了西方的东西。但是对于在地方做地产的企业来讲，那他面临的问题，可能确实是怎么从政府手里拿到地。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到现在比较成熟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国对于企业家阶层，特别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是持否定态度的。
一 我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呼吁关注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的。只有把握住这个使命、这个理念，才能做一个持续成长的企业。
正因为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企业家们坐在一块，讨论的问题总关乎技术、行业的变化，关乎具体事情的运营与操作。而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在理解企业家阶层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中国研究企业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所以，现在，我们考虑企业家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层面的事情。当然，中国的环境给企业家带来的挑战确实很大，对他们来说，不是有思想就能成功，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踏踏实实实地干。如果从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人类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各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出现了贫富差距，有了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
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做房地产，万科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成功？它一开始就没有从政府处获得低价土地的优势，这迫使它必须将重点放在提高客户满意度上：我拿的地价比别人高，只有我的房价也比别人高才能赚钱。另一方面，应当承认企业家本身在成长当中是有很多缺陷的，因为他们也是由一个一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犯错误，甚至可能出现违法的行为，所以就需要有人去不断地去敲打他，要从建设性的角度、善意的角度，不断地去提醒这些企业家始终记住，他们本身的价值，就是给消费者和社会创造价值，他们始终不应该偏离这个方向。
这很好地体现了让企业有思想，让思想能流传的这一宗旨，而这应该也是亚布力论坛延续十年的主要原因。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时代的进步，人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和利用。
而要给社会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他们必须具有不断创新的精神，不能去守成。怎么处理跟政府的关系，这其实是企业家一个最大的痛苦。
